我們該怎樣辦大學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同志在考察北京大學時強調：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沒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依樣畫葫蘆，是不可能辦成功的。這里可以套用一句話，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劍橋，但會有第一個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大等中國著名學府。我們要認真吸收世界上先進的辦學治學經驗，更要遵循教育規律，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　?br />
總書記的這段話，點出了當代中國高等教育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為誰辦大學、辦什么樣的大學？　

辦學方式與目標的偏差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可以說是多種模式的交錯和并存，主要包括蘇聯模式、延安模式、美國模式等等。分布格局、學科專業設置、資源配置方式、行政化的教育管理體制基本受蘇聯模式影響，這種模式有強烈的專業教育意識，同時強調高等教育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作用，強調政府對高等教育高度集中領導和剛性管理，強調以計劃模式作為高等教育發展的調節機制；延安模式從本質上而言是以政治論為中心的教育模式，在當前高等教育的學制、學校內部管理體制、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學組織、教學方法等許多方面，基本延續了延安模式；改革開放后，美國模式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最為深刻，現在我們談及的現代大學制度、大學辦學自主權、大學科研—教學—服務功能的完善、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等議題，都來源于美國。因而出現了不同模式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不同的組合要素在高等教育的高速發展中縱橫交錯。

中國高等教育法明確指出：“高等教育必須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成為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當代中國高等教育辦學目標在于建成有中國特色的大學，建設一流的“中國的北大”“中國的清華”而不是“中國的哈佛”，其根本就是在于要培養符合社會主義價值取向、適應中國國情、能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才?！?br /> 但是，我們現行的高等教育實踐，一定程度上背離了這種價值期望。正如有學者（北大教授陳平原）所言：“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為徹底的，當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學辦學理念、辦學模式、培養體系、治理創新都受到美國經驗的影響?！?br />
在辦學理念的實踐上，中國大學至今尚未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我們說建“世界一流”大學，更多的是考慮到大學的外在形態，包括辦學條件、辦學經費、科研成果、師資力量等等，而未真正去思量世界一流的精神內核。哈佛、麻省理工之所以是世界一流，最根本的是他們培養的人才為其社會和國家貢獻了一流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必然是符合一個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觀，也就是說，“一流”的內核是扎根于國情、扎根于國家的價值體系的。這個思考，我們是缺失的。

其次在大學內部治理的實踐上，我們多年來一直高呼“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所謂的現代，更多的是以美國模式為標本。但是，我們喜歡支離破碎地、斷章取義地去學習和模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科研不行，看看別人的科研怎么搞；課程設置不行，看看別人的課程設置怎么搞，甚至干脆用上全英文的教材。我們必須看到，成熟的國家教育體系是系統性的、是與社會意識形態、經濟形態協同發展的。教育的問題不僅僅是教育界的問題，它更是政治的問題、經濟的問題。如果脫離了這種系統論的思維，中國高等教育在西方教育的帶領下亦步亦趨，模仿或照搬，而不將先進經驗與本土國情將結合，此種“國際化”，只會是學得越多，出現的不協調越多。

中國高校目前的價值判斷標準具體化為評價體系。評價體系是社會組織和個人活動的指揮棒，其本質就是一個價值體系的導向。目前我國高等教育上至教育部的資源配置評價、下至學校的人事績效評價，對大學學術水平的評價基本都是采用國外的工具，從SCIEI到現在的ESI，甚至直接采用國外的大學排名工具，而中國用人評價也將“海外背景”作為選拔高層次人才的首要條件。多年前學者就指出，中國的學術是“兩頭在外”——用大量的科研經費購買國外儀器設備，再花大量的版面費把文章發表在國外期刊，現在還要加上，把花費大量教育經費培養的青年人才送到發達國家，美其名曰鍍金，實則是學術打工；然后又花費重金和優惠待遇引進這些人才，委以建設重任。中國高等教育的評價體制透露出大學的不自信，在如此扭曲的評價體系下，適應國家時代發展需要、彰顯民族精神和民主特色的大學應當扎根于哪里？文化自信和學術話語權如何建立？　
如何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　　

任何一個社會形態下的大學都是服務于其體制的，都必須植根于國家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文化，承擔本國發展的使命，這既是大學教育存在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大學必須扎根的土壤，也是或隱或顯的大學價值觀教育的內在職責與使命。中國高等教育要實現自身的社會和歷史擔當，必然需要深入和系統思考，必須扎根中國大地辦中國特色的高水平大學?！　?br />
中國高等教育的價值觀，從小的角度說，事關建設怎樣的大學、培育怎樣的人才，從大的角度說，事關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未來。當前，一些教育界和關心教育的人士，雖然或多或少地感知到高等教育價值觀存在的問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部分大學對此也有相應的反思，或者拿出了一定的解決措施，例如，增加大學語文課程、降低英語比重、推廣國學課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課堂、加強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等等，但是，這些反思和舉措大多零碎化，存在“局部觀象”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工具理性思維，以至于不能站在更高的高度上進行戰略的、全盤的、系統的思考。也就是說，過多思考達成特定目標的工具和技術，忽視對整體高等教育價值觀和指揮棒的思考，還未找到統攬全局的“牛鼻子”?！　?br />
實際上，社會上對高等教育價值觀問題的關注日漸增強，將零碎化的思考和布局提升到戰略層面的“時間窗口”已然打開。因而，對這個問題應當有一個全局性的、系統性的思考，打破僅僅關注大學教育這個“教育尾巴”的末端思維、打破局促于部分領域的工具思維，推進對整個教育系統的大討論、大反思，進而獲得教育改革的共性思維，才能推動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頂層設計，獲得更具前瞻性、使命性和責任感的、有機銜接的價值體系及其政策體系?！　?br />
中國高等教育價值觀的問題與整個教育管理體制緊密相關。時至今日，中國對高等教育和大學的投入以及大學辦學水平，都有了一個質的提高，不少大學和學科已經躋身世界一流水平。但是，現行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評估體系和標準，大多缺乏中國本土的標準和話語權，因而，在專業化教育西化和價值觀教育中國化之間存在一個難以調和的張力。在整體辦學條件和水平有了一個質的提高的基礎上，我們是時候需要考慮高等教育評價標準的中國要素了。只有當專業教育、知識教育與國家和民族發展的趨向高度相關，才能培育我們自己的人才，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一流大學。我們有必要反思，是不是國外的發表標準就一定是世界標準？是不是英文文章就一定代表有水平？能夠在國外版面發表的論文是否能夠解決中國問題？我們能不能在評價標準上注入中國要素？吸收西化評價標準的合理之處與中國本土標準相結合，進而推動“不唯西方、兼具特色、服務中國、鏈接世界”的、自信而不盲從的評價體系，在此基礎上，調整中國教育指揮棒，并合理地配置教育資源，培育既接中國地氣、又有世界眼光的人才?！　?br />
高等教育的價值觀選擇起于宏觀層面的頂層設計，經中觀層面的制度政策調整傳輸，最終在微觀層面的高校辦學單位進行落實。具體到大學，除了基本的育人價值體系相同以外，也不能一套評價標準、一套辦學理念包打天下，要根據不同的辦學歷史、辦學條件，進行差異化的選擇，給予學生可以選擇的余地。同時，對于落實國家教育政策的基層高校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完善內部治理結構，發揮知識分子的主體功能，相信和依靠知識分子，在育人理念上與育人過程中形成全員育人、專業育人和立德樹人的結合，從辦學理念、辦學思路、辦學體系到學科設立、專業開設、課程設置、教材體系、科研管理等均須做中國價值和中國標準合一的系統設計。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對西方標準的絕對排斥，恰恰相反，在此過程需要合理吸收國外的先進經驗，做到有選擇性的吸納；更重要的是要高度契合并服務于中國價值體系與育人使命，從而做到辦學理念“中國之靈”與辦學體制“中國之肉”的高度統一。


（作者系中南大學校長）